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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雨果和圆明园》:请记住雨果的我抗议

发表日期:2022-05-11 10:00  作者:admin  浏览:

  1860年10月18日,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在熊熊燃烧。中国帝王的“万园之园”在英法远征军的一把大火中灰飞烟灭。文明世界为之震惊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监督 促疫情防控政策落实到位前。历史的公论何在?人类的良心何在?有正义感的人感到沉痛,感到愤慨。遗憾的是,历史没有为我们留下可以见证的文字。所幸的是:有一个例外,一个难能可贵的例外。和北京远隔千山万水的英属根西岛上,有个流亡者从大西洋的波涛里挺起身子,高高站立起来,仗义执言,大声谴责,喊出三个响亮的字:“我抗议”。

  他就是法国作家雨果。在圆明园被毁一周年的时候,雨果写出《致巴特勒上尉的信》。这封信静悄悄地收录在《言行录》里,直到1875年出版时才和世人见面。雨果是第一个站出来抗议的人。如果没有他为后世留下的这封信,会是历史公论的缺失,会是人类良心的缺失。

  1984年2月26日,我曾翻译《致巴特勒上尉的信》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。因为雨果看到圆明园是“世界奇迹”,是“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”,他痛感“世界奇迹”的“消失”,提出“两个强盗”的经典比喻,揭示英法两国政府应该承担的历史罪责。这封信是一篇义正词严的檄文。

  2000年7月6日,我走进巴黎的国立法兰西图书馆,在手稿部看到《致巴特勒上尉的信》的两页手迹。既然雨果的原信已经寄给巴特勒上尉,而原信从未在法国本土出现,这份手迹便是惟一存世的手抄件,弥足珍贵。我们仔细端详两页手稿,激动之余,看到若干疑点。其一,手抄件没有写信日期:“1861年11月25日”;其二,手抄件没有写信地点:“高城居”;其三,手抄件没有收件人的抬头。这三点不合西俗写信的习惯。还有第四点:手抄件左上角有“待插入”字样。还有第五点:收件人“巴特勒上尉”有姓无名,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不便。

  我们知道,1861年是雨果创作《悲惨世界》的一年。1845年到1848年,雨果全力扑在这部长篇小说上,历史的进程打乱了作家的创作计划。12年后,1860年,在海外流亡的雨果重握挥写社会史诗的大笔,又花费两年的时间,重新审读,重新构思,精心修改,着力增补,《悲惨世界》于1862年初最后完稿并出版。

  1861年11月25日,雨果突然放下《悲惨世界》,写下《致巴特勒上尉的信》。这个巴特勒是谁?谁有如此大的面子,有如此荣幸,能让雨果在百忙之中,为他写信?我们由此开始了寻觅巴特勒上尉的曲折而离奇的过程。我们查遍1861年11月25日前雨果的通信记录,读遍雨果几乎逐日记载的手记,查找无果。我们一怔:难道“巴特勒上尉”是子虚乌有?然而却于心不甘,不愿就此罢休。

  终于,奇迹出现。令人意外的奇迹。在雨果写成《致巴特勒上尉的信》整整五年之后,1866年10月15日,雨果的手记里冒出“巴特勒”的名字。巴特勒是个军人,由英国政府派来根西岛,军衔只是“中尉”。1867年3月29日,雨果手记:“巴特勒先生今天肯定出发。”原来,英国的年轻军官巴特勒中尉和他敬仰的法国作家雨果之间,有过一段社交场合的短暂交往。

  时至1861年11月25日,雨果生活里并没有一个叫“巴特勒上尉”的人。“巴特勒上尉”或许是一个虚构的收件人。再看写信日期。1861年是雨果一生中无暇他顾、不克分身的一年。《悲惨世界》进入“临产”状态,甚至是已经开始“阵痛”的紧张时刻。法国权威的《编年版雨果全集》告诉我们,雨果在1861年写了两篇作品:《悲惨世界》和《致巴特勒上尉的信》。这可能吗?我们想起雨果的“手迹”,可以推断这应该就是雨果的“手稿”。手稿上没有抬头,没有时间,没有地点,是一篇“待插入”的文字。疑点只是疑点,推论只是推论。最后,我们惊讶地发现:1862年1月21日,雨果致友人信中说:“我在孤独中生活,尤其是两个月来,工作——一件紧迫的工作——要我全神贯注,让我无暇他顾,对外界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。”“紧迫的工作”当然是《悲惨世界》。雨果的线日前后,他“对外界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”。令人惊愕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:“1861年11月25日”的写信日期或许是虚构的。

  1861年是雨果无暇他顾和不克分身的一年。这样,《致巴特勒上尉的信》在《言行录》里是“插入”的一篇创作。这个结论会出乎法国雨果研究界的意料之外。感谢法国“雨果之友学会”副会长普香先生,是他最早为“巴特勒”查明了身份:威廉·弗朗西斯·巴特勒(1838—1910),1866年28岁时以中尉军衔派来根西岛,实际逗留三个月后换防,离开根西岛。当年的巴特勒中尉以后屡建军功,多有著述,以将军衔退休。

  我们认为:雨果于1875年亲自编定《言行录》时,是了却1861年因创作《悲惨世界》而留下一个心愿的机会,极有可能给《言行录》“插入”了这篇文字。这样的说法是推测,但并不是没有依据的推测。因为,从作家的雨果,到社会活动家的雨果,到史诗诗人的雨果,到以伸张正义为己任的雨果,心中一直有一个“中国情结”。

  早在1841年,雨果还是浪漫主义作家,在其游记《莱茵河》的结论里,提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险恶用心。雨果说:“英国在企图毒害、至少是企图催眠中国之后,此时此刻,正在猛力攻打中国。”雨果对中国命运的关注,是从政治上切入的。1860年,英法远征军入侵北京,闯入圆明园。雨果没有写《致巴特勒上尉的信》,但雨果在《见闻录》里留下笔记:“欧洲正以大肆劫掠的方式,把文明传入中国。”又说:“此时此刻,欧洲正在砸碎中国,这个可怜的大花瓶,早已是满身裂痕了。”又一个“此时此刻”,又一次道出了雨果对中国受到侵略和欺侮时第一时间的反应。雨果1860年的笔记和1841年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。中国的命运始终在雨果的视野内,始终在雨果的心中。

  1860年到1865年,雨果创作文艺评论《莎士比亚论》的同时,展开对中国艺术的思考,提出一些超越时代的意见。雨果写道:“由此产生了两首巨大的诗篇。此地是‘太阳神’,那儿是‘龙’……这两个世界属于最高的趣味,标志出这最高趣味的两极。这最高趣味的一端有希腊,另一端有中国。”我们记得:雨果在《致巴特勒上尉的信》中,一再把东方的圆明园和希腊的帕特农神庙相提并论,并列为艺术的“两种起源”。当贝市场哪个软件可以看电视直播

  与此同时,雨果在流亡地根西岛悉心搜罗中国艺术品。“悉心”二字,并非夸大。巴黎的雨果故居有一间“中国客厅”,这是1856年后他为情人朱丽叶在根西岛的新居“高城仙境”设计的厅室,摆满了佛像、瓷瓶、陶器等中国艺术品,更有雨果亲自绘制的数十幅中国题材的“烙画”。我们如果有机会,能走进英属根西岛雨果的流亡寓所“高城居”,会在每一间厅室里看到更多、更好的中国艺术品。雨果的卧室里、床头前,有很多中国艺术品。“高城居”二楼的“红厅”里,至今张挂着用圆明园丝织品制成的天幔。1865年3月30日的雨果手记:“买下一大批中国的丝织品,卖主是个参加过远征军的英国军官,东西是他从中国皇帝的圆明园中抢来的。”

  雨果对中国命运的关注,对中国文化的热爱,既有理性的思考,也有感性的认识。雨果终生怀有一个深深的中国情结。《致巴特勒上尉的信》是雨果中国情结的最高、最集中的表述,是雨果中国情结的一次喷发,一次深层次的喷发。1870年,圆明园被毁后十年,雨果在《全民公决》一文中,念念不忘第二帝国“焚毁圆明园”的罪行:“联合英国给中国看看欧洲这个文物破坏者的形象,用我们的野蛮行径让野蛮人目瞪口呆,和损毁帕特农神庙的额尔金的儿子合伙焚毁圆明园”。

  《言行录》不仅是雨果作为政论家的文集,不仅是雨果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见证,《言行录》告诉我们:欧洲和世界范围内每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,每有强国欺凌弱小的行为,都会牵动雨果的心,雨果声援,雨果愤怒,雨果大声疾呼。1860年,中国圆明园的被毁,使雨果这颗人类的良心被深深地刺痛,刺得很深,刺得很痛。雨果写下《致巴特勒上尉的信》,不论此信写在何时,但都给世界文明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,留下了自己的立场,留下了自己的评判。这封信喊出雨果的声音,喊出三个字:“我抗议”。

  我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研究,已经完成《雨果和圆明园》的书稿。意在告诉人们:2010年,请记住雨果的“我抗议”。